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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星光伴我心

时间:2021-07-31 15:52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一、节目大纲:星光伴我心(主题:回归后,港人掀起寻根热,特区政府开始重视保护香港传统文化,向经济、文化双赢的方向发展) 2、年轻的设计师杨志超回归前对香港的历史一无所知,崇拜西方文化,回归前留学回港后突然发现传统中国文化的魅力,他创办香港日

  一、节目大纲:星光伴我心(主题:回归后,港人掀起“寻根热”,特区政府开始重视保护香港传统文化,向经济、文化双赢的方向发展)

  2、年轻的设计师杨志超回归前对香港的历史一无所知,崇拜西方文化,回归前留学回港后突然发现传统中国文化的魅力,他创办香港日用品牌“住好的GOD”,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因素结合创造新的香港风格。

  3、2006年天星码头的拆除事件引发了很多关于“应该如何爱香港”、“保护本土文化”的争论,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民间的呼声。

  解说:在香港的卫星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维多利亚湾将香港分成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两大部分。在1972年海底隧道通車以前,连接港岛和九龙半岛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客轮。平均每10分钟一班的天星小轮成为过海上下班的港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回归后的第9年,2006年11月12日,因香港新填海工程的需要,位于香港岛的天星码头将进行搬迁。谁也没想到,这次搬迁,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爱香港的大讨论”。从这一事件中人们看到,港人回归后,当家作主的意识浓厚。

  解说:这是香港导演赵良俊制作的关于天星的记录片。历史上曾有多著名香港影片拍摄于这个码头。实际上,为了适应填海需要,港岛天星码头百年来已经进行了三次搬迁,现在我们看到的码头建于1958年。码头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座面临拆迁的钟楼。它的一砖一瓦一石,不仅见证了近半个世纪来香港的繁荣发展,也是很多市民成长的印证。很多香港市民难舍对旧码头的留恋之情。

  郑宝鸿:叮叮当当(钟声),当年在天星码头约会的时候,不是我迟到就是我女友迟到。钟敲七下,七点钟敲七下,十五分钟再敲一次,再敲两次,我等了半个钟头。这种印象,已经陪伴我很多年。但是说实话,拆天星码头,我反而没什么感觉。

  杨志超:所以我们都很怀念我们以前小时候的东西,我记得天星小轮的钟楼,我最怀念的是它的声音,虽然我不是经常去海边坐船,但是我每次去中环,都能听到隔十五分钟响一次的钟声。

  龙炳颐: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集体回忆。像我这一代人,我们的回忆,不是今天中环的回忆,也不是今天拆的这个天星码头的回忆。

  解说:2006年11月11日,踏着午夜零时,各告别船只纷纷鸣笛、解缆,驶离码头,这一刻,岸上媒体云集、万头攒动,市民自发向码头做最后的惜别。

  解说:由旧天星码头搬迁事件引发的大讨论,延续至今,“什么是真正的香港特色、如何保护香港的历史文化”,仍然是今天香港最热门的话题;民间的声音、特区政府的态度交织其中,今天我们要向您讲述一个新香港文化回归的故事。

  郑宝鸿:香港是一个过渡性的城市,香港人有一种过客的心态,我相信一百多年来都是这样的。

  解说:郑宝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在香港,他的父辈因躲避战乱由内地来港。自懂事时起,郑宝鸿接受的所有关于香港的教育都是,这里并非久留之地。

  解说:郑宝鸿像普通的港人一样,上学、就业,在银行里做普通的职员,赚钱糊口。对于自己香港的历史和文化,他曾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知道。香港只是一个赚钱的地方,成功后或衣锦还乡,或去海外发展,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把香港当成自己真正的故乡。

  解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银行负责鉴定金银成色的郑宝鸿,因专业的需要,查阅一些关于香港历史的资料,他翻遍香港当时的出版物,发现对历史全都语焉不详。这让他满心狐疑,决定自费收集关于香港历史文化的照片资料。他没想到,这个偶然的机会给他开启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

  解说:在前港英时代,教科书上的香港历史是从1841年开始的,而关于这以前的香港,一片空白。似乎占人口97%以上的华人,只要知道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的一颗明珠,知道在这里拼命工作就能创造财富,就足够了。百年来的历史空白教育,使港人日后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很多困惑。

  解说:经过几代人的拼搏,香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终于登上了世界舞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自由港和金融、贸易中心。出生在繁华年代港人的眼中的过去,只是西方的潮流和复制的时尚。

  杨志超:我们这一代香港人是真正怀旧的一代,反而我妈妈那个年代没那么怀旧。或者因为他们之前经历过打仗,香港没那么富庶的环境。他们还是喜欢新事物,他们觉得越新越好,想到旧东西都是比较负面的,但我们这一代不是,我们对待旧东西的态度是很正面的。

  杨志超:因为在前港英政府时期,都是宣扬欧洲思想、欧洲文化、英国的事物。它没有灌输给我们香港人自己本身有什么文化,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们香港自己的文化比欧洲文化低一等。

  解说:1982年9月23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围绕香港前途的谈判正式开始了。

  郑宝鸿: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摔了一跤之后,很多人想走去别的地方。其实这种生活、这种想法,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有些英国人形容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借来的城市、借来的时间。

  解说:中英谈判开始后,坊间关于香港前途的种种猜测曾让很多港人感到前途未卜,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部分港人选择离开香港,移民海外。

  郑宝鸿:当时我太太曾经问我:“老公,你想不想走?”我说:“不走。”我回答了一句:不走。当时有个老朋友对我说:“阿郑,我要走了,不如我把所有东西都卖给你,所有家具、杂物连铺子通通卖给你。”

  龙炳颐:其实当时不是对内地信任不信任的问题,实际上是不适应、不习惯。因为大部分香港人受得是英国教育,虽然没有出过国,但是已经习惯一套英国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移民。当时移民的人,我没有做过统计,我看都是以前没有去过外国的人,去过外国的人都不需要移民了,都不愿意移民了。

  解说:随着回归的临近,香港又出现了返乡潮,很多曾移民海外的港人看到当时香港政局平稳、前途光明,都选择了回来。1996年,杨志超也从英国回到了香港。踏上自己成长的故乡,他却发现一切都很陌生。

  杨志超:当我回到香港,我突然觉得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有种很陌生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是一代很奇怪的香港人,前半生是生活在前港英政府时期的香港,回归之后变成中央政府。我想我自己的文化、我自己的身份有一点奇怪,我相信很多我这一代香港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陈蒨:在殖民时代,没有人去关心,或者说不是很多人关心香港历史。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历史书里面,根本没有谈到香港历史,这是一个殖民的特点。所有殖民地、殖民政府都不会告诉你,你的历史,你的过去。

  解说:回归前,香港社会突然掀起了一阵“回归热”和“寻根热”。1997年6月的香港大公报称:“近日香港人患的不是医学上的「回归热」病,而是“香港回归祖国引起的回归热”。球类比赛有回归杯,社团办回归晚会、电视有回归特辑;回归大减价,回归大优惠,回归大抽奖等,数不胜数。”

  伍志和:在九七回归以后,香港人很想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故事。1997年的时候出版了很多书,那些书都是讲香港的新界历史、香港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以前没见过。在九七回归那段时间特别多,那个时候很流行说身份认同,这成为那个时候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陈蒨:要回归,大家也找寻自己的身份认同,找寻自己的历史,而且也开始关心本土文化、本土历史,所以本土历史,变成了一种潮流,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语。

  伍志和: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跟我的老师说,香港有很多中国的建筑。他问:香港有古建筑物吗?那是一个英国的老师,我说有,我就做了一个报告给他看,里面有很多相关内容。我想在很多外国人心中,香港是一个很经济的地方,我的外国同学,特别是英国、美国,很多同学问我,香港有文物吗?我说有,要不然我来干吗,我来读古建筑?

  解说:很多人说,香港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万花筒,很多已经内地消失的习俗、仪式,在香港都幸运地保留了下来。与深圳相临的香港新界地区好象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密码库,这里流行的很多仪式和文化活动,历史可以追溯到元宋时代。其中最灿烂、最鲜活的就属太平清醮了。回归后,伍志和在特区政府古物古籍办公室做了一名公务员,学习古建筑的他开始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潜心研究新界的民俗文化。

  伍志和:太平清醮是一种很重要的传统仪式,清醮的主要功能,是民间的一种人神共乐的节日。

  解说:太平清醮是香港新界地区最重要的一种传统仪式,它每六十年举办一次,所以多数人一生只有一次机会体验。这是长洲岛的“抢包山”,所谓包山是三座由包子堆积而成,供居民攀登抢夺的山,据说,摘的包子越多,福气就越高。长州岛的“抢包山”活动自清代以后每年举办。但1978年发生了一次意外,当时因三百多人同时攀登,致使一座包山不堪重负倒下, 二十四人被压断了手脚。前港英政府立刻禁止了这项活动。

  赵良骏:抢包山大家只看到危险,危险!不要去抢包山了。前港英政府有几年真的用法律取消了抢包山活动。

  解说:曾拍摄过《金鸡》、《甜蜜蜜》等影片的香港著名导演赵良骏十分倾心于香港的传统文化。

  赵良骏:抢包山就是香港文化,那个时候香港人都很穷,有抢包子的机会,不是开玩笑,抢回去还可以吃。抢包山就是香港那个时候的活力,类似的活力几乎在每个角落、每个街头都有,很过瘾。

  解说: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录制的抢包山画面,这段影象给我们录像留下了香港最生动、118现场开奖直播最快118最鲜活的民俗记忆。

  解说:回归后,曾为普通港人所忽视的民间传统、民间仪式突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1997年前后,香港市区的酒楼里突然推出了一种叫“盆菜”的美食。“盆菜”有点类似于东北的“乱炖”,一份适合十二个人食用,它从来为崇尚精细、追求口感的城市人所不齿。在市区酒楼出现的这种乡下菜,令人惊讶。“盆菜”很适合公司同僚或一家人食用,一出现即迅速流行。

  陈蒨:一方面大家是想找寻自己的历史,另外一方面,也开始有怀旧的情怀。怀的是从前,我们的过去,我们香港的过去。

  解说:据说,盆菜的做法最早出现在宋代,它采用地道古朴的农家烹饪法,将酿鲮鱼、烧鸭、清远鸡、大虾、扣肉、土鱿等十多种材料一层一层置于盆中,用慢火温熟,一层一层地细吃。

  陈蒨:有人说透过吃盆菜,反映出一种想象的平等。吃盆菜还有一种最大的精神,就是从下面捞到顶,要把它捞得很乱,越乱越好,违反了中国传统的礼貌,应该夹离自己最近的菜,不应该把它弄乱。但是因为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没有钱,通过共同食用盆菜,有一个想象的平等可以建构出来。

  解说:殖民时代,前港英政府只重经济、任文化风俗自生自灭的做法,反而使很多传统的民俗在香港乡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可能是历史开的玩笑。最古老的祠堂、最正宗的传统美食、最鲜活的民俗活动,回归后,立刻以最原汁原味的面貌呈现在处在“寻根热”的港人面前。香港市区里的茶楼最早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但直到1897年英国殖民政府取消对华人的宵禁之后才开始兴盛起来。二战以后,茶楼雨后春笋般地开遍香港。茶楼又便宜又方便,既可供一家人吃饭,又适合娱乐或者洽谈生意,在香港战后的经济振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郑宝鸿:许多人怀念老式的茶楼,因为拆了一间又一间。莲香茶楼就成为怀旧人士的圣地,就是这样的情形。因为到现在它还保存着早期茶楼的传统,用焗盅来斟茶,其它茶楼都是用茶壶的,只有莲香茶楼还用焗盅,它就成为怀旧人士和喜欢喝茶的人的圣地。

  解说:迷恋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今天还能在香港最繁华的市区,享受到这种最地道的广式点心和最传统的冰冷服务。创办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莲香茶楼是今天香港保留下来的不多的老式茶楼之一。

  颜尊辉:八十年前做我们这一行的都是读书少的人,所以他们努力让自己的儿女去国外留学、读书。等到儿女回来的时候,让他们再做这一行,就没人干了,接班接不上。我就是最没出息的一个,没办法去国外留学,只能留在茶楼里干。下一代谁接手我也不知道,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一天干一天。

  解说:郑宝鸿多年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回归后派上了大用场,他成了香港各大媒体的佳宾常客。

  郑宝鸿:当时很多电视台的人对我说:郑兄,你认识那些茶楼的人,他们什么时候关门你告诉我,我带剧组去拍。记得有间西营盘的茶楼,这间茶楼叫多男,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多男。当它结束那一天要,拉一道旧式铁闸门,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就对他说:先生,你再关一次门给我们看。因为采访他的媒体太多,那个门关了十几次,拉了又开。

  解说:回归前,郑宝鸿接下了移民海外的朋友留下的小古董店后,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经营货币、邮票收藏生意;回归后他干脆彻底放弃了银行的工作,专心经营古董店。他抓住 “寻根热”的机会,出版了多本研究香港历史文化的专著。郑宝鸿今天已经成了香港街道建筑的活字典。

  郑宝鸿:以前我只是看着人家在海里游泳,不知道会有多危险,会不会淹死,只是在岸上指手画脚,但是当我自己跳进去游泳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游泳还可以捞到一条大鱼。我相信这也是因为香港九七回归问题,我才有这样的机遇。因为当时很多人放弃,如果当时那些人不放弃,我想是不可能有今天这个位置的。

  解说:杨志超回港后也迷恋起传统文化,他利用金融风暴香港商铺地价下跌的机会,在繁华市区开了一家日用品店——“住好啲”,店内从记事本到家具应有尽有,所有商品的设计都出自他的灵感。

  杨志超:很多时候香港人都是借用外国风格去做一个品牌,我觉得这样做有一点不是很老实,我觉得如果做本地品牌,灌输本地的元素,反而会有很多收益。

  解说:在很多人看来,“住好啲”如今已经成了“香港制造”的代名词;杨志超设计的最大特点是将最传统的中国意象与现代感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香港风格。

  杨志超:作为一个设计师,应该多运用香港自己的文化资源,去做一些设计,适应现代社会。我想我不是将中国文化西化,我是想将它现代化。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传统,但是这些传统没有人将它现代化,这些东西不被现代化,就容易失传。

  陈冠中:香港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社会,很多从香港去内地七年八年十年的朋友,往往会告诉我,其实香港在传统文化的保留方面,可能比内地更好,香港比内地更传统。同时,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周围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在香港。这些人把香港文化从多文化交杂,没有自己身份的状态,转变成香港自己的文化。本来这种混杂会让大家失根,并不是,这种混杂性并没有让香港完全没有身份,或没有根,这个混杂性的出现,变成了香港身份,香港就是这种混杂性,所以形成了香港身份。

  解说:在香港岛,你一出门就能坐上开了一百多年的老式电车,沿途你既可以欣赏到最古老的中国寺庙,也可以欣赏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式阁楼。不管是最东方的还是最西方的,香港都将它纳入自己的怀抱,将它作为自己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回归后,港人当家作主的意识高涨,于是才引发了关于天星码头的大讨论——“应该如何爱自己的文化、爱自己的城市”。郑炳鸿是一位年轻的香港建筑师;他对香港的城市定位,有着独到的见解。

  郑炳鸿:二十年前在香港还没有这个概念,建筑是什么,建筑是房地产,是赚钱的。以前我们每天坐公共汽车回学校的时候,经过的都是一些很漂亮的老建筑,英国式老建筑。现在剩下来的可能只有一家、两家,以前整条街都是,但是我们已经拆了很多,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反过来,我们要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到今天为止,有一部分是很现代的,有一部分已经拆了,拆了就没办法了。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历史价值的,我们要把它保留下来。

  解说:回归后,围绕着香港城市的定位,一直存在着争论,有人认为香港的文物保护工作应该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也有人认为应该将文物保护放在首位,如果再不保护文物,香港将失去自己的城市特色。

  龙炳颐:实际上回归之前,香港人就觉醒了,维多利亚港是我们的遗产。保护古迹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你没有尝试开发,你不拆,就没有这个事情,没有人讲。香港六和彩,它待在这里几十年、几百年都没有人讲,但是要拆,不行。

  解说:实际上,回归后,很多香港的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香港古建筑上的附加值,他们认为利用好这种附加值,就能创造出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双赢的局面。

  严迅奇:我们做建筑的人,最后的目的就是造好这个城市,不是一栋一栋分别来看的,是整体对整个城市的影响是怎么样。

  解说:严迅奇是香港标志性建筑香港地铁总站IFC的设计者之一,他也是如今国际上最知名的香港建筑师。

  严迅奇:这么多年的文化一定有一点东西,是可以对你做一个新的作品有一点启发。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开始以后,怎么把这个开始发展下去,怎么把这个开始变成一种现代建筑,这可能要抛开以前对传统的一种固执成见,要看现代最好的技术最好的经济效益,跟现代城市模式怎样产生互动。

  郑炳鸿:其实香港在回归之前和回归之后,我们的建筑概念是不一样的。以前是一种过渡性,到1997年以后,就没有过渡性的概念了。所以我们的建筑要寻求一个,就是寻求一个身份,一个建筑的语言,建筑的身份。

  龙炳颐:城市风貌给世世代代住在城市里的人一种认同感,一种自豪感。所以天星码头引申出来的最后的结论,不是保护天星码头一个简单的结构而已,而是它引申出来的是,香港人对香港的感情。所以城市的风貌对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很有影响力。

  解说:有人说旧天星码头的钟楼将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并不是因为它在那里矗立了半个世纪,而是因为它衍生出了“关于如何爱香港”的大讨论。

  2005年,经过长洲岛居民的努力申请,停办近三十年的抢包山活动终于恢复。恢复后的抢包山更像一种体育比赛。为确保包山安全,每个包山只挂上了六千个包子,爬包山人士像登山运动员一样,必须佩戴安全绳。包山底部也铺上了软垫,即使参赛者跌下也不至受重伤。“抢包山”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争相涌至长洲岛,有内地游客称,看“抢包山”比逛景点还有意思。

  解说:“寻根热”的浪潮,使香港特区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建设有香港本地特色的文化的重要性。近年,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开始精心研究香港的风俗,并斥巨资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先后在新界恢复重建多处祠堂、在港岛落成了孙中山纪念馆。旧天星码头搬迁后,为了更好地吸纳民间的意见,特区政府民政局还成立了古物古迹咨询委员会,欢迎市民集思广益。

  伍志和:现在天星码头一拆,很多人出来讲,这种情况在十年以前肯定不会出现。我也是挺开心的,特别是现在,你看到民间对文物保护越来越重视,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

  杨志超:我们有一个产品卖得非常好,是红双喜系列。红双喜系列不只在香港很受欢迎,在内地也很受欢迎。通常红双喜都会做得比较老式,但我们将红双喜重新包装,以一个新形象表现出来。我想不只是香港人,内地人看到红双喜也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红双喜明明是一个很旧的东西,怎么会以这种形式出现?看到红双喜就有一种新旧交错,似曾相识的感觉。

  郑宝鸿:今天有这么多机会,挣不挣钱是一回事,可以有很多机会让我写书,让我找到些老东西,甚至找到很多有意义的照片,我相信都是因为九七回归,以前有人把它看作问题,对我来说却是一种机遇。

  陈冠中:这次天星码头拆迁之后,整个气氛马上改变,包括香港政府马上就说,我们要注意,要保护文物,要尊重社区的集体回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等了这么多年,才到个这阶段,香港人才知道,我们要爱护自己的地方。

  龙炳颐:我们不是说下一代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吗?未来的主人翁,他自己的热情,为什么不给他们呢?

  解说:有外电称,香港文化诞生与东西方文明的近代深度撞击,它先天缺失身份认同;经历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和中华文化突围的抗争,它的顽强生命力和叛逆性格并行锻造,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归的十年是中华文化在香港全面复兴的十年。十年发展,香港已经走出了地理意义上的岛,成为全球化文明的全息缩影,它包含了更多世界文化基因,同时又发展出了自己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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